VULGAR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我的自辩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起诉书»(京一分检刑诉[2009]247号)列举了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并总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据此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之规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对«起诉书»所列举事实,除了说我”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的事实陈述不准确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我没有异议。那六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参与了«零八宪章»,但我征集的签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签名不是我征集的。至于据此指控我犯罪,我无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现在,我将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国人的人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民间维权的此起彼伏,推动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进步。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遂使人权保障成为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这些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的人权,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诸项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便是基本人权之一。我的言论所表达的不同政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剥夺,反而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以,起诉书对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狱在当代中国的延续,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违宪追究。«刑法»第105条第二款也有违宪之嫌,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起诉书»根据所引的几段话就指控我”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欲加之罪。因为”造谣”是捏造、编造虚假信息,中伤他人。”诽谤”是无中生有地诋毁他人的信誉与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实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誉与利益。而我的言论皆为批评性的评论,是思想观点的表达,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我的言论与造谣、诽谤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批评不是造谣,反对更不是诽谤。

三、«起诉书»根据«零八宪章»的几段言论指控我诬蔑执政党,”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这指控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完全无视«零八宪章»的整体表述,无视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贯观点。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于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不过是要求执政党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最终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国家。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也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推动官方尽快启动还政于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敦促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从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合作,以尽早实现国人的百年宪政之梦想。

再次,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这种渐进式改革主张,在我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有着明确的表述:通过致力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维权的扩张、民间自主性的上升、民间社会的发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以推动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实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其最根本的动力皆来自民间的自发改革,民间改革的认同性和影响逐渐扩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间的创新尝试,从而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决策。

总之,渐进、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是我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词。因为这种方式代价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变革的基本常识,有序、可控的社会变革必定优于无序、失控的变革。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所以,我反对独裁化或垄断化的执政方式,并不是”煽动颠覆现政权”。换言之,反对并不等于颠覆。

四、中国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西谚有”狂妄必遭天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开言论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确。特别是我的时评类文章,不严谨的论证,情绪化的宣泄,错误的表述,以偏盖全的结论……在所难免。但是,这些有局限性的言论,与犯罪毫无关系,不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因为,言论自由之权利,不仅包括发表正确观点的权利,也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正确的言论和多数的意见需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和少数的意见,同样需要权利的保护。正所谓:我可以不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公开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哪怕你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精义。对此,中国古代传统中也有过经典的概括。我把这种概括称为二十四字箴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因为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论自由的要义,才能让每一代国人耳熟能详,流传至今。我认为,其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完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对待批评意见的座右铭,更应该成为当权者对待不同政见的警示。

五、我无罪,因为对我的指控有违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早在1948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政府又向国际社会作出了签署联合国制定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庄严承诺。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言论自由列为最基本的普世人权,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公约,有责任饯行自己的承诺,也应该模范地执行联合国发布的人权保障条款。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能切实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显示出一个大国的文明风范。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并没有把纸上的保证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承诺而无兑现,仍然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时的常态。现在对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证。显然,这样的因言治罪,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的身份相悖,有损于中国的政治形象和国家利益,无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功,但其”焚书坑儒”之暴政却遗臭万年。汉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阉割太史公司马迁之举则倍受病诟。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频繁的文字狱也只能留下骂名。相反,汉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废除过因言治罪的”诬谤罪”,由此赢得了开朝仁君的美名和历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进入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弱而强,最终战胜国民党,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独裁争自由”的道义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经常发文抨击蒋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为因言获罪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多次论及言论自由及基本人权。但1949年后,从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枪毙,张志新被割喉,言论自由在毛时代消失了,国家陷于万马齐喑的死寂。改革以来,执政党拨乱反正,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会的言论空间不断扩大,文字狱大幅度减少,但因言治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从四·五到六·四,从民主墙到零八宪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时有发生。我此次获罪,不过是最近的文字狱而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因为,笔杆子的问题只能诉诸笔杆子来解决,一旦动用枪杆子解决笔杆子的问题,只能造成人权灾难。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字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字狱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权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为自己所做的无罪辩护,希望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从而让此案的裁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经得起中国宪法之人权条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也经得起道义的追问和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中文独立笔会主席廖天琪女士授权德国之声首发)

中国的民主人士频受骚扰，但无所畏惧。

作者：E. PERRY LINK

一年以前，在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的时候，303名中国人对外宣布了“08宪章”这份呼吁宪政民主、人权、法制和三权分立的公民宣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个呼吁结束一党统治的公开声明，宪章表述道：“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人民都经历了大量人权灾难，并做了无数抗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自由、平等和人权是人类普遍享有的价值观，民主和宪政是捍卫这些价值观的基本框架。”

它的起草者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中汲取灵感，但在这份文件中同样也能看到美国宪法、法国人权宣言、台湾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影子。目前已有上万中国人在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读过而出于恐惧不敢签署者数不胜数，谷歌搜索引擎上中文版“08宪章”的搜索点击量达到一百万次。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试图把08宪章当做从来没发生过似的，除了自己的宣传媒体上一则极短的负面评价外，互联网上禁止出现任何有关08宪章的东西，国营媒体同样不许提及。但从这种不自然的沉默和假装出来的冷淡中，人们却看到了幕后镇压的强有力证据。

配图：David D. Klein

在宣布发表08宪章之后的几天里，成群结队的公安登门拜访了张祖桦、刘晓波和王德邦等08宪章起草者的家庭，查抄了书籍、电脑、银行账户、笔记本和各种文件，刘晓波也作为宪章起草者之一在宪章问世前一天遭到了拘押，最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可能被判15年监禁。

这些德拉古式的行动给所有08宪章的签署者，以及任何想要签署08宪章的人，传递出了要这些人首先考虑自身安全的信号。公安把所有303名08宪章的最初签署者都找了出来作“个人聊天”，这类“聊天”表面上毫不含敌意：公安会寻求说服或劝诱（原文“ cajole”意指使噪音像笼中鸟儿在歌唱），甚至还会提供点儿茶和小吃，他们会这样探查组织起草08宪章的线索：“谁让你签的？”“你第一次是在哪里看到08宪章？”“你为什么签？”等等。他们也会和签署者“商议”让他们做“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呢？”“你没看到那些异议分子都没好下场吗？”“你难道不为自己的家人着想吗？”“你是否想撤回自己的签名并表示说你只是犯了个错误？”

一月中旬时，政府的互联网过滤设施设置为删除带有“08宪章”的句子，于是网民们只好使用近音字来寻求绕过网络封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用“县长”代替“宪章”；用“淋巴”代替“08”。

有必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选择幕后镇压，而不是公开全面打压08宪章？为什么不动用媒体上纲上线妖魔化08宪章，使其毫无反驳之力？毕竟，党国的宣传机器做这类事是有足够经验的。

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推测。首先，08宪章并不容易反驳，它使用的语言合理而冷静，取材于中国宪法，引用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并大胆地说出了公正、平等、真相这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人人生而享有尊严和自由这样不可剥夺的权力，政府存在的意义只为保护本国公民的人权。”试图抨击这样的观点表达会非常棘手。

更重要的是，党国在处理这类民主呼吁的经验教训中，已经有过适得其反的先例。1986年秋天，时任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发表演讲支持人权和民主，学生们喜欢他的发言，并把这份热情带到了他们所在城市的街道上。当时的政府报复性地解除了方励之的大学职位，然后又把方励之的讲话当做“反面教材”，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发现学生自己会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此这场运动大大传播了方励之的思想，比他本人所能做的多得多。到1989年，当大规模学生游行震动全中国时，方励之已成知名人士了。

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除了仅有的几次官方媒体上冒险涉及外，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到08宪章，而是采取踮起脚尖偷偷绕行。2009年1月16日——“08宪章”这个词被从互联网上清除的同一天——执政党政治局委员之一的贾庆林，在当局的政治刊物“求是”（意为寻求真理）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回应08宪章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起强大的、抵抗西方两党/多党制、两院议会制或三权分立模式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御战线。”

无论在哪里贾先生的官话都是无懈可击，可他并没有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坚信他所反对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对08宪章的这类遮遮掩掩的批评还发生在今年二月和三月，同样的没有一次引用过08宪章，连名字都没有提到。 政权的全副努力，无论是彼时还是现在，都致力于限制宪章的传播，而不是反驳宪章的观点。

08宪章第一年所经历的风雨让它的起草者情绪高昂，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失去了书籍、电脑和银行账户——甚至有一个已经蹲在了牢里，但，正如张祖桦写在互联网上的文字所言，“整个结果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E. PERRY LINK（林培瑞）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跨学科教学的荣誉主席，他曾协助08宪章的起草者将该宪章译为英文版。

译自《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专栏：写在刘晓波审判案之前

作者：JONATHAN MIRSKY

发表：2009.12.18

1989年春夏之交，6月4日的杀戮之前几个星期，一个痩削、甚至有点书呆气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民主上，而不仅是停止腐败或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

我记得这个年轻人不断在一群一群坐在石板路上的示威人群里奔走，他略显滑稽地向学生们连比带划地讲述，而他们则用中国学生给予老师最大尊重的方式专注地听着，无人打断。

这个人就是刘晓波，当时33岁，在大学教文学课，他刚刚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经历匆匆赶回国，加入到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

现在的刘晓波正面临15年的牢狱之灾，或者说早已超过了15年：六四以后他被判入狱2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坐了三年牢；加上他去年六月被捕以来一直处于拘留关押中。

当前的指控是“从事煽动性活动，诸如散布谣言、诬蔑政府、进行颠覆政府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根据美国笔会中心的消息，审判最早从本周周一开始。

刘晓波所犯何罪？他只是08宪章，一份去年12月发表并最初由303名勇敢的国内外华人签署的文件的主要起草人。

这份文件宣称：“我们应该使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具有普适性，从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行使政治监督权。”

“这些自由应藉由一部新闻法而得到维护，即取消对新闻出版的政治管制。”

“当前刑法中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部分必须予以废除，我们应该结束视自由言论为犯罪的做法。”

对任何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来说，这样的措辞听上去仅仅是些杰斐逊式的书生话：“对于中国来说，摆脱我们目前困境的途径，是放弃我们身上的权力依赖观念，即寄希望于‘明君’或‘清官’的思想，而是应转而关注建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转而促进视权利为基本、视参与为责任的现代公民意识。”

而对北京政府，08宪章的声明仿佛具有爆炸性的效果，其威力足以使红墙内紫禁城大院的领导权威荡然无存。自从毛泽东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迫害作家以来，文字在中国更被视作尤其有风险的东西。

中央才不需要跟谁辩论，它只需动用权力恐吓住其他人。张志新，中国的一名青年妇女，在1975年被处死，罪名是“反对伟大舵手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屡犯不改。”为确保张志新在行刑时不能喊话，她的声带也遭到切除。

刘晓波的诉求在国际人权日这天发表，但这一天在中国毫无特殊意义。例如，最近一名政府干部还解释说为什么政府要禁止维基百科：“一小撮敌对势力把维基百科当成散布不利消息，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平台。”

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对中国互联网的审查持续不断，像天安门，台湾，达赖喇嘛——还有民主这个词，都是禁忌话语，谈论这些词会招来公安的敲门和逮捕。

可悲的是，中国政府现在是从美国人这里得到了限制最基本人权的免费通行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表明人权问题现阶段必须给其他重大考量让出位子，还有身为总统的奥巴马，在受到北京政府警告说达赖喇嘛访问白宫将伤害到总统的中国之行后，他取消了和达赖喇嘛的会面。

刘晓波仍然保持头脑清醒，就在这次遭逮捕前他还这样评论说：“在禁止和针对禁止的博弈中，民众的话语空间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增加，这是一个民进国退的过程。”

“距离打破新闻审查藩篱的时候已不再遥远，民众终将公开要求言论自由。”

Jonathan Mirsky是中国事务专业记者。

该文同样刊登于2009年12月19日《国际先驱论坛报》纸媒。

该文转载自『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人权”栏目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5日）

我睡觉时，将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因为深夜时整个入境审查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人，不断的来电、来短信的电话铃声，与宁静的大厅环境不和谐。

昨晚24：00过后，我枕边的手机持久地振动，是来自美国的电话。旅居美国的陈奎德先生来电问候，我们已经二十几年未联系，1983年我进复旦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时，他已是博士，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当年，我是一个知名的青年社会活动家，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又出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后来让位于交通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年是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主席，也是这届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陈奎德先生是做学问、搞理论的，与周义澄、俞吾金、还有一位我已记不住姓名的博士是当时哲学界赫赫有名的“复旦四君子”，六四后他们四人分道扬镳了，陈、周博士在美国搞学问、做编辑，划入民运的圈子，另二人留在中国，成了官府的座上宾。
2009-11-25 08：30

清晨5：00多一点，我还睡得迷迷糊糊时，感觉有人停在我的“床”前，我转过身来一瞥，见到当班的入境审查办公室主审官正在抄录告示板的英文内容，他打了一个招呼：“早上好。”我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又转过身来，背对着他，让他比较自在地抄录吧。这也是他的工作，向上汇报后，他也可以安心。这两天，我多了两块可擦写的告示板，而且文字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写的是一些中文、英文，他有点不放心了。昨晚，他来到我暂住地，说我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说：“我还没有超过一张长椅的面积。”他说：“你可以放广告衫、纸卡，但告示板要拿掉。”我回答：“为什么要拿掉？我拿下纸卡，换上告示板，占的面积差不多。是你的决定，还是你领导的决定？请你把与我直接联系的领导找来与我谈。”“不是我的决定。”他说完，就离去了。
2009-11-25 09：00

6：20，我还躺在“床”上，忽然有一包东西塞进我的枕边，我抬头一看，是一位日本人，他已离开去上班了。我马上起床，清点一下这包东西，其中有两小包新鲜的小面包，可以吃两餐，还有一些刷牙用品。这位日本人已是我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1月8日晚上。我正坐在地上在电脑上写作时，他路过我边上，迅速扔给我一卷叶绿素配合的口香糖，说了一句：“頑張って！（加油）”，就走了。我马上答谢。过了几天的11月10日晚上，他把一袋食品留在我的暂住地，袋里还留下一张小纸条，告诉我11月14日他还会来。约定的时间，他又偷偷地将一袋食品放在我的暂住地，其中有三明治、面包等新鲜的食品。他告诉我，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我非常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送的不仅是食品，而是他的善举留住我对日本的好印象，他与我妹夫这些普通的日本人一样，是很善良的，有正义感的。最初的困难期间，还有一位中国名牌大学的女生给我食品援助。她目睹我的情景，听说我已几天没有吃食品，仅是喝水，她很难过。11月10日她又偷偷地将一袋食品放在我暂住地。她送的三明治，我吃了三餐，当时我的胃已收缩，不能一下子吃很多。谢谢这位大学生，她与最近许多给我发短信的高中生、大学生一样，有思想、有爱心、有责任性，这些年轻人是中国的希望。
2009-11-25 11：00

8：50，童捷从美国华盛顿机场打来电话，他正要乘飞机去德国讲课。我们二十几年前都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他是研究核物理的，当时也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我的得力伙伴，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后来也是受六四事件的影响出国了，在欧洲拿了博士学位，去美国大学任教了。他与政治不搭界，一直在搞自己的研究。我们已失去联系，现在他在美国的新闻上知道我的故事，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我：“你做了一件很对的事。”
2009-11-25 11：30

中午，入国管理局的米田先生带着中文翻译来找我谈话，平时我们的谈话不需要翻译，谈正式的话题事情就需要翻译在场，免得意思理解错误。他说：“请你不要把告示板放在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我们在窗上贴宣传画都要经过准许的。你放在自己的箱子上、地上或捧着，我们无权干涉。”并且还说了很多理由，请我理解，他不会为难我。他担心的是，我的告示板会越放越大。我理解他的立场，决定听从他的劝告。我对他说：“这是我的家，我也会把这里搞得干干净净。”还与他开玩笑：“你现在租给我这两平方米的面积，以后我向你付租金。我没有钱，支持我的中国人，每人出一点钱，就有许多钱。”他也笑了。我们很友好地结束谈话。他走后，我就重新布置我的家。我把告示板从窗台上取下，放在椅子前，也很醒目，而且还挡住了椅子底下的各个食品袋，使环境很美观。
2009-11-25 13：00

下午15：00，日本大纪元时报记者在成田国际机场公司职员的陪同下到达4楼的正式采访区，我也从2楼的入境审查大厅到那里去接受采访。我坦诚地回答了记者的一切提问，大纪元作为媒体也会容纳我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日本的中文媒体中，大纪元最早报道这起举世轰动的回国事件，其他中文媒体刚刚醒过来。

16：30，我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直播采访，大约半小时。
2009-11-25 17：00

晚上18：00，一批美国航班的乘务员回到日本，从我的暂住地路过，其中有一位男乘务员送我一大瓶美国的纯净水，一位中年女乘务员送一包水果，有香蕉、苹果，另一位中年女乘务员也取出一包，其中有一盒苹果汁饮料、一块很大的瑞士牛奶巧克力、一卷饼干。她们或许在美国新闻上知道我的回国故事，她们祝福我：goodluck。现在我的食品、换洗衣服已许多，海外朋友发起的东京空运计划可以放慢执行速度。一些自发的民众路过我的暂住地，向我赠送的东西，我不可拒绝，这是一份爱心。当然，路过的旅客给一个微笑、一份理解，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也是对中国人权的最大关心。
2009-11-25 18：20

18：20许，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代表上海民众特意为我编了一首曲，让她陪伴我的夜晚。他请我电话录音。他先读了一遍歌词，然后弹曲。电话结束后，我还以为已录音，一查没有，我还未按录音键，这个新手机我还不会使用。我没听清楚歌词，但已在电话里静静地听了一遍曲子，谢谢他。有机会的话，请他再演奏一遍。

19：54，我接到朱杏清的问候电话，聊了一会。我们也很久未联系，他在80年代就很出名，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我们在8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

21：20，又接到亚洲自由电台香港记者的每天问候及采访。

今天是在日本国门外第22天，睡一觉就过去了，明天是23天。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4日）

今天凌晨1：14，网友舒山先生发来短信，建议将昨天刊登的英文广告修改为：AChinesecitizenwhohelpedpoorsandexposedcorruptionshasbeendenied8timestherightstoreturnhomelandbyChineseauthorities.Lion、KeRen等其他网友也很热心，一早就发来短信，我的事已成为大家的事，群策群力、精益求精。谢谢大家的同心协力。我采纳了舒山的修改文，文字简练、符合英美的语言习惯。现在我用的可擦写的告示板，文字内容更新很方便。我的广告宣传栏还有空间，如果网友们顺路这里时，请再捎上两块可擦写的告示板（A3尺寸的面积）及几支专用笔。小小的告示板在我这里的广告宣传效果很大，每天上万的访日旅客，还有各国政要，都要路过这里，主要国家的新闻报刊、电视媒体及网络媒体也在转播这里的情况。
2009-11-24 10：00

我查看了短信，有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成田机场的入境大厅也有无线网络信号，其中有一个信号大概就叫做NaritaAirport。或许，他指的入境大厅，是已经通过入境审查后已入境的这块场地，可能会有无线网络信号，或许就是与出境大厅里同样的无线网络信号，我也用过，很方便，只要用信用卡支付500日元，就可以用24小时。现在，我还没有入境，在入境审查大厅，这是一个行政区域，网络信号不对外开放，没有机场内部的无线网络信号。如果自己有通过通信公司直接上网的无线网络卡，就能上网，类似于手机上网一样。我的手机没有上网功能，只有收发邮件的功能。21天来，虽然我无法直接看到网上的许多报道，但通过手机能听到许多消息，更重要的是，我能感觉这股潮流，民众都在支持我的回国回家，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要求。
2009-11-24 10：30

10：45许，我正在电脑上写作，NAA广告室的本吉先生来告诉我：英国路透社记者来采访。我说：“我下午有记者采访，但上午没有约过记者？”他说：“是的，但他已来了。”我关闭了电脑，就跟他去我的记者采访区。我上四楼，见到了正在等候的路透社电视台记者，他对我摄影，并要求我用日文、中文两种语言回答他的提问。采访进行了40分钟时间。记者告诉我，路透社电视台的影响很大。我诉求中国人权的形象、我的回国故事已在全球传播，我渐渐成为全球知晓的人物，但是，我希望自己回国后，还是回到默默无闻的生活中去，尽自己力量去帮助一些需要我帮助的人，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其实是最幸福的。

下午14：00，我去四楼记者采访区接受日本时事通信社记者的采访。来了两位记者，其中一位会说中文。他们提出了很长一串问题，我都一一回答。采访结束后，我们非正式地轻松交谈一下。那位懂中文的记者转达上海律师对我的问候，并告诉我：他就是我认识的一位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丈夫。大家都支持我的回国行动。我请他转达我的谢意。

晚上，三位从美国路经日本回国的中国旅客看到我的情景，走过来问讯，问我是否有关这个情况的中文资料，我都是一些日文资料，将仅剩的一份中文资料给他们。他们很关心，问我吃饭、睡觉怎么办？其中一位公司经理模样的人，拿出一张美元快速地塞在我身上，我说：“不要。”其实，我现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他说：“一元美元，收下吧。”我也不推辞了，谢谢他的好意。后来，我一看不是一美元，而是一百美元。
2009-11-24 19：50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3日）

早上，吃了5块油葱薄饼干及二根冷的玉米热狗肠后，我就开始重新布置我的广告宣传栏。换下两张广告卡片，将温小姐送的可擦写告示板放上窗台，面貌一新，令人注目。

一块告示板上用英文写道：“AlawyerwhoprovidelegalassistancetopoorsandexposedcorruptionshasbeendeniedtoreturnhomelandbyChineseauthoritiesforconsecutively8times.”这段英文是一位网友发来的短信，他建议我这段完整的英文，可以向过路旅客清楚地表述这个回国故事。

另一块类似于国内官方奥运会、世博会的倒计时告示板：“难归中国露宿日本（2009.11.4—11.23）第20天。告示板是可以擦写的，这样可以每天更新天数。中国当局没有告诉我何时可以回国，所以露宿日本国门外的天数只能按顺计数表示。

我还在窗台与椅子的间隔处，贴上一条小横幅：“中国人权活动家冯正虎ChinesehumanrightdefenderFengZhenghu”我已露宿在这里20天，全世界都在传播我回国的故事，所以我也没有必要隐姓埋名了，亮出我的身份。让每天来自各国的成千上万的旅客、大部分是中国旅客，知道露宿在这里的人是谁？他在这里为什么？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每天在这里忍受羞辱与身体折磨，他是以他的苦心唤醒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尊重，他是以他的行动鼓励他的同胞爱自己的国家、坚守自己做人的权利与尊严。
2009-11-23 11：00

下午，我给一位高中生回信，他的来信是附在短信上发来的，我就按他的要求把回信放在Twitter上。

14：00许，美国芝加哥来电话，北美艺术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转达会长向我的问候。14：30许，我正在与美国的赵京通话中，一位英俊的美国航班男乘务员，向我走来，送上一杯快餐面、一双筷子及一包瓜子仁，并说：“goodluck！”

15：15，一位美国旅客拿着一大瓶美国纯净水、一包美国腰果、一本《NewYork》杂志送给我，这位美国小姐一口英文，她说：“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你的介绍，真了不起。”我英语口语不行，告诉她：“我只会讲一点英文。”她说：“没有问题。”还在继续讲她的感想，她提出要与我合影。我说：“ok。但要快一点。”并指给她看，墙上贴着禁止摄影的标记。她拿出手机,迅速地自摄了她与我的合影。

16：17，北京的江棋生来电话问候，我们在国内时从未联系，我是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非常感谢他的支持，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在出国权问题上，中国当局与我之间，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一边。”

从11月13日起至今，我的日本手机就收到368封短信，主要来自国内的民众。我不方便一一回复，在Twitter上表示谢意。
2009-11-23 21：00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2）

今天周日。上午澳大利亚《天安门时报》主编电话采访我。

下午复旦大学的同学专程从上海来探望我，我们已是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他的回程日期是三天后，由旅行社安排在成田机场附近的皇冠宾馆，他原以可以天天来陪我聊聊。我告诉他，你入境日本后，就不可以再返回这里。他就一直陪到我晚上20：00许，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里，他为我担忧，但看到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又放心了。我希望，我们在上海见面。

期间，一位日本作家温子小姐也从中国乘飞机来这里探望我，她的中文很流利，并转达了国内博客连岳的问候。她告诉我，我推特的关注度发展迅速，跟随用户已有三千多人，而且他们的博客都在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她特意送我，两块可以擦写的告示板、几支专用笔、一只擦刷。从此以后，告示板代替卡片，不再寒酸，有点现代化的气派。写的抗议内容、文字颜色经常变化，也可以吸引过路旅客的眼球。

今天关心我的电话也很多，其中有日本田中文先生转达美国刘国凯先生的问候与援助，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王丹先生也来电话问候。

刚才德赛公园鄢先生来电话：“很多国内的朋友没有看到你今天的推特消息，很担心，你是否有什么事？”我告诉他：“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就是因为下午与老同学聊天，没有时间在电脑上写作，现在正在写推特。”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1日）

昨晚23：30许睡觉。

我终于脱掉已穿17天的脏衬衫、外衣，穿上国内德赛公园朋友送的长袖内衣、台湾朋友送的意大利品牌的休闲运动服、袜子，盖上我自己的一件鸭绒大衣睡觉。我还是睡在长椅子上，虽然已有两个睡袋，但还没有使用，睡袋的外层很薄，直接铺在硬冷的地面上，寒气会渗透到背部，长期这样睡或许不利于身体。等获得一个隔层后，再用吧。

昨晚睡觉，我有一个正式的小枕头，枕头芯是一块专用泡沫，外边套着绒布，这是台湾研究生林小姐捎来的。前几天，艾未未托他助手送来的一只毛绒小羊驼，晚上我把它作为枕头。据朋友告诉，这个玩偶，在中国网络上叫做“草泥马”，是专门用来讽刺和谐社会的。我没有这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倒觉得这头南非羊驼很可爱，令我舒心，虽然是一个无生命的玩偶，但我已视它为有生命伙伴，朝夕相处也有感情了，空闲时抚摸一下它的羊毛，默默对话几句。它昂首站在窗台上，守护这我的三张抗议招牌与垂披着的两件抗议广告衫，每当路过的旅客看一下这些抗议文字，它也向他们报答一个微笑，多么温馨与和谐。

这样的好伙伴，我于心不忍把它作为枕头，因为我已十几天没有洗头了，肮脏的头发会搞黑它的白羊毛。所以，晚上睡觉时，我用一块新毛巾盖在它的身上，作为枕巾。现在，它结束了做枕头的苦役。
2009-11-21 09：00

上午9：50许，美国纽约来电话，吕金花、王天成、李进进、赵岩、王军涛等朋友聚在一起，分别与我通话，问候与支持我的回国行动。

11：20许，我接受希望之声电台的直播访谈，谈听众关心的问题，关于我的回国历程、滞留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生活情况、对维护中国公民回国权的看法与前景等等。我是一个人权捍卫者，不是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也不是宗教信仰者，更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在中国公民回国权的问题上，已经不分信仰主义、不分党派、不分体制内外，所有人都支持我回国回家，这也是所有的人自己的最基本人权。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见解、参与不同的党派，但回国回家的权利是共同的，即使罪犯，也要让他回国后再接受审判。
2009-11-21 13：00

今天周六，我不接受日本记者及驻在日本的外国媒体记者的当面采访，这是成田机场管理公司要求我协助的事，周六、周日及国家规定休息日是他们的休息日，安排不方便。日本时事通信社已与我预约在下周二采访。当然，电话采访没有时间、场地的限制。
下午15：30许，来自法国的电话，我接受法国电台记者的电话采访。
2009-11-21 16：00

朋友用邮件挂附件的方式，给我的手机邮箱发来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文章，报道我的回国故事，我把这篇文章的连接放在这里，供懂英文的朋友参考。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and-world/la-fg-japan-terminal-man19-2009nov19,0,29937.story
2009-11-21 18：00

我收到的手机短信里，有很多是国内大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发来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轻人也关心这个故事，而且还在传播这个故事。他们是中国的希望。我们的这代老人中，有很多人都埋怨我们的儿女一代人，认为他们自私自利、缺乏理想、不关心国家大事。但是，我一直认为，年轻一代人比我们有作为，他们爱惜自己的个人价值与权利，就会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就会需要并推进法治；他们厌烦民主、自由、或共产主义等统一标准的空洞教条的理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已有各自让自己生活充实美好、有实际内容的理想；这个国家没有尊重他们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漠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大事小事。其实，糟糕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的教育就是为了国家、集体利益应该牺牲个体，自己永远是一颗小小螺丝钉，随时可以被控制国家机器的权势者抛弃，也没有任何反抗，还羞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以为这是斤斤计较、自私自利，不相信公民自己的力量，也不信任法律，对权力者的恐惧与谄媚已成为习惯，还振振有词这是服从国家利益。

转载一个大学生的短信，以及他推荐我看的一篇文章，与其他读者分享。
“祝你早日回国，您受苦了。我是一名大学学生，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相信很多人都对你表达了祝福。前段时间看了这么一篇文章，不知道你看过没：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蜂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和谐和睦。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需要舞厅、麻将桌、六合彩、体彩股市。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呵呵，国家需要你的程度真的超乎你的想象，这是个恐怖疯子，黑社会横行的年代，我们学生需要榜样，我和我的哥们儿永远支持你……………..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0日）

昨晚我在厕所里擦一下上身，然后换了一件国内同胞送的白汗衫。我换下的白背心是没有地方可以洗的，扔掉太浪费，正好可以用来制作抗议广告衫。白汗衫包装袋里的一张用于籿托的白卡片，我也舍不得扔掉，可以制作抗议广告。今天上午，我在白卡片上，用英文写下：“ChinesecitizenhasbeenrefusedtoreturntoChinaforeighttimes.”，还有附上我的推特网址。我把这张广告卡片放在窗台上，美国人等其他懂英文的旅客与乘务员经过这里，可以一目了然。白背心上，用中文简体写道：“不让上海市民回家，上海政府违法犯罪，有国难归露宿日本，中国耻辱国民悲哀。”还在上端下端标着“国耻”两个大字。中国旅客一看就懂，这也是他们旅日时亲眼目睹的悲哀事实。他们会把这个故事带回中国，告诉他们周围的人，告诉中国的中央政府。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的国耻，就会有勇气去消除这些丑陋的现象。知耻者近乎勇。
2009-11-20 12：00

下午，艾未未与他的助手、德国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王小姐、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林玉珊代表一些台湾民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山，他们都来看望我，送来内衣、外套运动衣、袜子、枕头、面油、肥皂、本子等许多日用品，还有饮料、台湾新东阳的水果酥、郭元益的小月饼、维生素等营养药品、巧克力，艾老师从他助手这里得知我属食肉类，就又带了一大包肉制品。晚上，国内的德赛公园(博客网站)派出代表路经这里看望我，带来好几套汗衫及其他物品，还特意送来一罐燕京啤酒。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的食品已经足够有余了。今天国内大陆、香港、台湾人都聚在这里，他们都在支持我回国，这是中国的民意。

下午15：00许，我去4楼入境通道的31号飞机到达口，这是规定的记者采访区。我已约定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但我不知道，日本的所有主要电视台及其他新闻媒体记者也在那里等待我。我一到达，就由十几名记者围着我，所有摄像机、照相机都对准我，我首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专访，后来又接受日本各家电视台的采访，一直忙到17：00许才结束。我在叙述自己回国的故事，我在表达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的诉求，我在呼吁中国政府应当尊重与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19日）

上午，我在读一些手机短信，令我感动的鼓励与支持。英文的、日文的、拼音的，我的日本手机显示正常，我都可以读懂。中文汉字有一些字不能显示，但没有关系，我基本上读通整句的含义，谢谢大家的鼓励与关心。有些较长的中文来信及文章以邮件的附件方式发来，我可以下载到电脑上看，这样就没有文字编码的障碍，读起来很流畅。我手机上的短信无法下载到电脑，而附件是可以的，我将其中一封来信与大家一起分享：

“冯先生：
非常敬佩你为了自己的权益，也是为了这个腐朽国家众多的正在受到蹂躏的无数的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他们可以不给出任何理由将一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的中国公民挡在国门之外，明天，他们也就能不经任何法律手续流放甚至处死这个国家的任何无辜公民。

但是，当民众自己的权利一步一步被践踏的时候，鲜有人站出来大声说不，因为公民社会的基础经过60年来的蹂躏几已丧失殆尽，没有成为鹰犬及其帮凶的，也多半成了跪下去山呼万岁的奴才，或者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者；而为数不多的尚挺直了腰杆想要让更多的人站着的人，要么在监狱，要么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或者被流放外邦。

也许，我也曾跪着过，当我试图站起来是，周围总有无数只伸向我的双手，要拉我在跪下去，我终能体位，站立之辛苦。也许，我站得还不够稳，也许我站得还不够挺拔；但是，我知道站起来，再也不能跪下。因此我要向您致于我的敬意，因为无法做得更多。
也许我只能在推特上更多的关注您，期盼您胜利归国的好消息。请多保重，为您，为您的家人，也为了您仍然爱着的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祝愿您早日与家人团聚在上海家中。
问好～！”
2009-11-19 10：00

中午11：00许，一位海关官员走过来坐在旁边，与我聊几句，并拿出一罐热的奶茶送给我：“乘热喝吧。你一直喝的是冷水。”
“我知道，你昨晚拒绝申请联合国难民的事。”
我说了谢谢，收下了。这是我在这里16天以来第二次喝到热饮料。第一次是11月13日晚上，成田国际空港公司管理部门负责人送来的食品中，特意选购一瓶热的日本茶。他们都知道，我在这里喝的是冷的自来水。
日本人作为个人来说也是善良的，尤其当他们认识到，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时，他们会敬重你。当然，作为官员身份，有时不得不执行一个坏命令时，就表现出人性的残忍一面，其实在中国也是这个情况。
我经受住饥饿的折磨，自从11月8日下午上海律师最先给我空运食品起，就表明日本官方这种以饥饿逼我入境日本的措施已失效。日本官方应当认清我的回国决心与中国民众的支持力量，没有必要自找麻烦，给日本增加负面影响。
2009-11-19 11：15

中午11：30许，一家香港媒体制作人来电话，邀请我参与一个口述纪实的报道节目，录音播放我的每天情况。今天第一次，讲述了二十几分钟。后来，北京的滕彪博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生、加拿大华人来电话叙谈。这位加拿大华人还向我传授：他在绝境中的养生之道，一种意念气流保持身心健康的简易方法。他还说，当时他给高智晟三次电话传授过这种方法，或许处于困境中的高先生没有在意。很有趣，我谢谢他的关心。静下心运一下气，通通经络，身心一定会感到舒服。我过去坐牢时，也常常用类似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
2009-11-19 13：00

下午15：00许，昨天送食品给我的台湾空姐从台湾飞回日本，路过我处，又送上一袋食品，其中有一个苹果、一大瓶矿泉水、一根约21厘米的台湾式饭团。还有一位同行的空姐也送上袋装的牙刷与牙膏各一支。台湾式的饭团比日本饭团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外面包着一大张紫菜，饭团的夹心是由肉松、玉米、蔬菜等混拌在一起，非常可口。我已十几天没有吃米饭，感谢这位漂亮、善良的空姐让吃上一顿中国口味的饭。
2009-11-19 18：00

下午15：30许，成田入国管理局的米田处长与海关的一位官员来我的暂栖地，与我进行正式交谈。我与米田先生还是第一回见面，他告诉我，以后他负责与我直接联系。他知道我昨天已拒绝联合国难民申请的情况，也看过许多关于我的资料及新闻报道。他询问了我对回国问题的打算，以及目前中国方面的反应。他也希望中国政府应该让早一点让我回国。他说：“你在这里很安静，仅是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没有妨碍什么。”
还通知我：“今天起，我们的职员晚上不值班了，晚上12：00至早上5：30这里没有人，审查大厅灯也熄灭，但办公室灯开着，你睡的地方就有光亮了。”
海关官员说：“你晚上不要出入管局的门，因为下面是海关的地盘。”我说：“你放心，晚上我睡觉，连厕所都不去的。”
看来，他们开始信任我这个中国人了，也认可我在这里还要暂住一段时间的事实。我开玩笑地说：“我就在你们这里打短工吧。晚上我来看门。”
其实，我几件抗议广告衫挂着不需要人管理，我起身走动时，也顺便帮一些中国旅客做一下日语翻译，指导一下入境手续。米田先生他们看我这么幽默，也笑了。他说：“要注意身体，晚上万一有什么不舒服，可以打急救电话。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或需要与我谈话，可以通知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招呼我来，我在第二空港的成田机场入管局的办公室里。”我表示感谢。在这里我已经住了十六天，与这里的负责人都比较熟悉了，一般我不会去麻烦日本官员，他们能让我安心地暂栖一席之地，我已经非常感激，而且目前我已经得到自己的同胞的援助。我希望能早日回国，结束中国的耻辱。

晚上，成田国际空港公司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又来看望我，他交给我一份记者可以正式采访我的时间及地点安排，除了周六、日及国定休假日之外，每天上午10：00至15：00，记者都可以来成田机场采访我。日本人做事计划性很强，时间一直安排到11月底。
2009-11-19 23：30

冯正虎2009年11月19日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日本手机：0081-80-3445-72100081-80-3445-7210
手机邮箱：ga7674eed77t8jf@softbank.ne.jp
我的推特：http://twitter.com/fzhenghu
护宪维权网：http://fzh999.net/
E-maill：fzh2005@hotmail.co.jp

今日昆明一份报纸的“重点报道”版面刊登了这样一篇雄文——“《人民日报》《云南日报》等6种党报党刊订阅经费试行财政代扣制度”。

这篇报道重点谈了如下三个事情：1、2010年度党报党刊的征订工作由省委宣传部和省财政厅联合出面布置；2、该制度的目的是“从制度上解决我省长期以来存在的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难的问题”；3、其做法是“将原来分散的各级财政拨给各部门各单位中用于订阅党报党刊费用，分别由省、州市、县区市财政集中统一代扣、统一征订”，“凡属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都要纳入以财政代扣方式保障解决征订经费”。

对于第一点，我想订阅观看哪些报章杂志这种事情应由订阅者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人，甚或公权力来让其强制执行。政府由纳税人供养，不应该介入新闻媒体这种市场主体的具体运作中，也不可以公开倾向一些媒体而忽视另外一些媒体。

第二点，一些报刊订阅发行难的问题，应是这些媒体自身出现的问题，当然只该由它们自身来发现来思考来解决。如果这些报章杂志自认为还算是新闻媒体的话，就应主动承担起自己的市场责任，积极找办法解决自己的困境，而不是把责任和负担推到国家财政上去。实际上，一些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媒体，仰仗着过去沿袭下来的订阅发行优势，自己变得不思进取，只想吃公家财政饭，新闻报道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擅长与新兴媒体竞争。纵然对这种情况当局亦觉不妥，因此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才说，要“通过……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做到生死由业绩和市场决定。”

再看第三点，订阅经费在财政款下拨前就被统一扣缴以保障订阅，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姑且不论违反了订阅意愿，该省欠发达地区甚多，不少地方的财政拨款尚且不能保证当地全部的教育经费（该省常务副省长罗正富在今年三月参加“两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说，实行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对发展教育很重要，但是该省作为西部地区，财力有限，落实起来太困难。……该省确实拿不出这样一笔钱，只好请中央照顾西部的具体情况。）、医疗经费等，就要早早被扣掉一部分。虽说有“精神粮食”这类说法，但无论如何是没法当饭吃的，只合用来当造饭引火用。

因此，我坚持认为，订阅应由订阅者自主决定；发行订阅难题应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优胜劣汰而不该由国库负担；一些新闻媒体更应有所担当，主动负担起市场主体的责任，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媒体单位，而非为国民增添负担。

皇家马德里队在万众瞩目中迎来了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虽然最终是以3：2获得了胜利，但不论是比分还是比赛过程，皇马的表现都不能令人信服。

面对弱旅拉科鲁尼亚，皇马由始至终都未能表现出高出一筹的实力，反倒是对手不时利用防守反击机会突破皇马防线，给皇马造成很大的压力，若非拉科核心34岁的贝莱隆因为体力问题无法坚持九十分钟，比赛是不是现在的结果还真难说。

从这场比赛看，皇马暴露出了三个很明显的问题。第一个当然是出现在后卫线，皇马失的两球可以证明现在的后卫线确实存在问题。球迷可以说主力中后卫佩佩尚未归队，而右边后卫阿贝罗亚这场比赛中显出的能力与拉莫斯差距明显，但正因为这样皇马的一大隐忧就是：球队是否具有足够的板凳深度？一些关键位置上球员竞争是否足够激烈？对一支想要在明年自己的家门口捧起欧冠奖杯的球队来说，这个问题十分关键。

如果说后卫线防守有待主力回归带来缓解，那么皇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前后场衔接问题。俱乐部当初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花高价引进阿隆索，不过很可惜，阿隆索的首场秀基本上没起到他应有的作用，无论是中场组织还是后场拦截都鲜见身影，几乎就是白白浪费一个上场名额；倒是他的中场搭档迪亚拉——一个纯粹的防守后腰，承担起了一名十号球员的职责（而这一切本该是阿隆索该干的），只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法全力注重防守，皇马的失球在我看来就跟防守后腰失位有关。如果说前场进攻策划有卡卡，中场防守交给迪亚拉的话，为攻防作枢纽转换的阿隆索全然未进入这个关键角色，更别提去和巴萨同位置的哈维比较。这个位置的问题不解决好，会对全队的正常运转产生很大影响。

球队的整体表现无法让人信服，但我对这支球队的期待半点没有降低，原因当然是皇马首秀暴露出的第三个问题：球队的磨合尤其是前场攻击线的磨合一塌糊涂。皇马的射门机会几乎全来自球星的个人技术发挥，这样一支各自为战的球队当然不可能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实力，但对一支才拼凑在一起的球队，尤其是球队整体发挥不佳的情况下，还能显现出极强的个人能力，未来的表现就很让人期待了。更何况不论是C罗还是卡卡都非常的卖力，显得对胜利强烈渴望。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场次的增多这些问题都不能成为问题，毕竟这是皇马新阵容的第一场联赛。但问题是否真会随时间推移迎刃而解？留给佩莱格里尼的调整期真的够吗？这些都是要打上问号的。九月份皇马就要迎来欧冠的严峻考验，对手恰恰就有皇马这几年最害怕的意甲球队，如果皇马不能在随以后的比赛中打出应有的气势和信心，比赛场面继续杂乱无章，那会对球员心理产生很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新加盟的球员），直截威胁到赛季末的夺冠目标。而这一幕如果真的发生了，则表明巨星政策彻底破产，这对任何试图效仿皇马奉行巨星策略的俱乐部都不啻一个强烈的警告。

说明：本文译自《亚洲华尔街日报》

持续紧张的民族关系和对北京控制的反抗正在挑战中国的“和谐”社会

作者：DRU C. GLADNEY

上周，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的神话破灭了。在政府极力描绘的“和谐”社会表象下面，是乌鲁木齐和拉萨骚乱所造成的分裂，也让国家的稳定受到威胁。

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习惯把中国描绘为汉人占主导、零星少数民族聚居在民族风情浓郁的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家。这样的认识低估了中国的巨大文化、地理和语言差异——尤其对汉族内部文化差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国整个国家都在经历一场地方民族文化和意识的复兴，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南方的广东人和客家人，尽管他们都被归于汉民族。

路透社：本周在乌鲁木齐市抗议的维吾尔人

内部纷争、经济衰退、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未来权力继承之争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大文化和语言裂痕。6月25日发生在广东一家玩具厂导致两名维吾尔人死亡的工人纠纷最后促成了新疆7月5日的大规模骚乱，造成156人失去生命，数千人受伤，1500人遭到逮捕，持续的暴力几乎遍及整个地区。

中国也对“科索沃效应”忧心忡忡，指控国内的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借助外国势力（意指西方国家）寻求分裂。但在胡锦涛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问题远不止官方所称的少数民族问题。四川人、广东人、上海人和湖南人都热烈倡议增强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并抵制北京中央的控制。民族纠纷没有让前苏联四分五裂，但绝大多数独立后的原加盟共和国确实是根据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划分疆界。

胡锦涛主席史无前例的早早退出意大利G-8峰会回国处理新疆民族问题表明中国十分重视问题的严重性。筹划中的今年十月国庆大典意在高调宣扬60年来共产党领导下的“和谐”中国，就像2008年奥运会一样，宣扬其巨大成就，可是骚乱使这类庆典受损。

路透社：彝族孩子在上学

官方的表述是：中国由汉族占绝大多数的56个民族构成，其他55个皆为少数民族。2000年人口统计显示，正式的少数民族人口将近1.04亿，约占人口总数的9%，其余91%统称为汉人，包括从北方北京到南方广州的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等。汉民族被认为是团结在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书写语言上，口头语言、服装、饮食和风俗习惯差异则是次要的。中国现行的一项国家资助计划旨在协助正式认可的少数民族发展文化和促进经济建设（结果不尽相同）。

孙中山，1911年推翻中国末代封建王朝大清的共和运动领袖，曾提出“五个民族之中国”的观点——汉族为主，再加上满族，蒙古族，藏族和回族（中国所有穆斯林的统称，现在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都包括在内）。孙中山是在夏威夷受教育的广东人，他既想团结汉人也想动员他们和中国其他非满族人民（包括蒙古人、藏人和穆斯林）一起发动一场现代的、多民族参与的民族主义运动，共同推翻满清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这种广泛的把其他55个正式少数民族统一接纳认可的政策，也被共产党认为有助于实现其铸造一个统一中华民族的长期目标。

中国有充分理由担心国家沦为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就像20世纪10-20年代发生的军阀混战那样，因而汉族内部的文化差异从未得到正式承认。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出现过诸如南北分治、五代纷争、战国时代或地方军阀势力，割据与统一几乎一样频繁。的确，现代中国包含了原为蒙古人、突厥人、藏人所占据的大片土地，是1644年衰落的中国明王朝领土的3倍。历来无论是本族人还是外族人建立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总是试图尽疆域之所及实行习俗、语言、经济和政治的整齐划一。

公认有同一发源的汉族人相互说着8种不同的语言（普通话、吴语、粤语、湘话、客家话、赣话、闽南语和闽北语），即使是子群体也存在明显的语言、文化的差异。拿粤语语系来说，广东人说的话对台山人而言几乎听不懂，泉州人、常州人和厦门人用各自的闽南口音交谈同样相当困难。中国语言学家Y. R. Chao早就表明，中国方言间的互不理解性，例如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像荷兰语和英语或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区别一样大。20世纪早期普通话就被称作国语并进一步成为通用语。但就像非洲的斯瓦希里语（Swahili language），必须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则很少使用。

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涉及官方承认、有限自治和非官方控制措施。尽管少数民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9%，但他们都聚居在横跨国家近60 ％土地面积的资源富饶地区，超过90%的少数民族住在郊县和农村，多分布在新疆、西藏、内蒙和云南等省边界，其中新疆占1/6中国领土，西藏是中国第二大省。

路透社：云南丽江的纳西族老人在演奏传统民乐

现在常见的一个怪象是，不少人，尤其是北京人，都“成了”满族或其他少数民族。1982-1990年间汉族人口增长率为10%，而同期少数民族人口的总体增长率为35%——从6700万猛增至9100万。长期被认为已经融入汉族的满人新增了3个自治区，人口由430万增加到980万，增长比例为128%；而贵州的仡佬族人口则在8年内激增了难以置信的714%。这样的增长率既反映了较高的出生率，也表明其中存在一种“民族转换”（category-shifting）——人们重新界定自己的民族身份——从汉族转变为少数民族或从一个少数民族转变为另一个少数民族。父母可以通过民族间通婚决定自己小孩的民族成分，而小孩自己也能在年满18岁后更改民族成分。

但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仍然流行“官方认可”的说法？就最近发生的新疆骚乱和去年的拉萨骚乱来看，这确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西方媒体更不用说普遍负面报道中国歧视少数民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的一点是，被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已能从若干国家执行的扶持行动计划中真正受益，最显著的优惠包括允许多胎生育（除了大城市，少数民族总的来说不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缴税少，教育有照顾（尽管同样得说普通话），成为政府公职人员的机会相对较多，允许学习本民族语言和用民族语言交流，允许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通常连萨满教这类在汉族人中受到禁止的宗教活动也得到许可）并可通过艺术和流行文化表现他们的文化差异。

我们甚至都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成为少数民族”正变得流行：蒙古人的火锅店、穆斯林的面馆、朝鲜族人的烧烤店在每一个城市都掀起热潮，少数民族服饰、艺术图案和文化风格也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装饰，藏人连锁店Makye Ame玛吉阿米是北京最受欢迎的餐馆之一，在那里，北京的暴发户们在身着西藏服饰的漂亮女服务员伺候下，伴着藏族的音乐和舞蹈享用民族风味像牦牛肉串等。随着中国南方惊人的经济腾飞，南方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开始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电视小品演员常常取笑南方人的口音和行为方式时，南方人（尤其是上海人）也开始鄙视起北方人缺乏世故和商业头脑，任何操普通话的北京居民都可以告诉你，在广州或上海的菜市场用普通话讲手机或讨价还价越来越让人为难，理由是不讲方言会叫人看不起：非本地口音者融入当地总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经济成功所赋予的身份和长期被北方人压制所产生的不满也让客家人、闽南福建人、汕头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对自我身份产生再认同，这和广东人自我意识的增长不相上下。

路透社：青海省的藏族僧侣前去参加唐古拉山附近的祈福会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南方人传统上把自己看做唐人而非汉人，是扎根于南方的大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子民的后裔。北美、欧洲和南亚的大多数唐人街居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南方唐人地区移民的后代，以后10年说不定还会出现相对于北方汉人民族主义的南方唐人民族主义的复兴，特别是南方的经济富裕是如此让北方黯然失色。一些人已经在猜测比之西藏骚乱的新闻封锁，国营媒体对新疆骚乱的大规模报道是蓄意激起汉人民族主义和反少数民族情绪，极力在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团结大多数民众。

中国异乎寻常的经济活力更可能为民族和语言分歧推波助澜，而不是使国家进一步团结。南方和沿海地区愈发富裕，中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却未能跟上，这种局面加剧了竞争，助长了长期形成的跨民族、语言和文化层面的不满，财富分配不均也让穷人，通常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怨恨进一步加深。

所有这些变迁的结果就是中国越来越变得去中央化。对北京的掌权者来说这样的前景绝非美妙，这可能也是决定镇压1989年6月天安门游行、对奥运会实施严控和对新疆、西藏骚乱作出迅速严厉反应的一个因素吧。去年政府承认中国境内发生超过10万起造成社会动荡的“群体性事件”。

一个为内部矛盾、通胀、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争夺政治继承权所削弱的中国有可能会在文化和语言层面进一步分裂。中国面临的威胁最有可能来自国内的动荡，也许就是来自所谓的汉族优势（Han majority）内部的民族骚乱。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就是那个在海外出生和受教育的南方人，领导过一场终结中国末代王朝的革命，随着末代帝国的衰落，割据的军阀——通常是受到国外势力支持——为争夺地盘而展开混战。

作者介绍：Dru Gladney（杜磊）是美国加州波莫纳学院环太平洋盆地研究所所长

本文译自《纽约时报》

中共新疆书记王乐泉正与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交谈（左为王乐泉）

作者：MICHAEL WINES

2009.7.10

北京——当汉族人星期二清晨聚集在一起满大街寻找两天前杀害大量汉人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暴徒以求报复时，一名谢顶的中共官僚突然出现在地方电视台的屏幕上呼吁要保持冷静。

这名叫王乐泉的官僚做了9分钟的讲话，几乎全是官场上照本宣科那一套：暴动和国内矛盾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阴谋集团”在破坏民族团结，乌鲁木齐市民应“把矛头对向境内外敌对势力”而不是自己人，无论是攻击汉人还是维族人都是令人痛心的。

然后他的讲话转向那些还在街上极力让暴徒偿还“血债”的汉人：“同志们，这种行动，第一根本没有必要”，他斩截地说，“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无需采取这种行动”。

王先生今年64岁，是中共的省委书记和新疆地区一把手，在这之前他在国外几乎不为人知，即便是在国内也像是个一直潜伏在暗处的人。但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尤其是他的老板胡锦涛主席，都对他抱有极大信心：他们让王乐泉在新疆当一把手一干就是15年，远远超过惯常的政府人事任免限制。他们甚至还把他提拔进统治集团的最神圣的密室——中央政治局。

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当王乐泉是好使的民族政策专家，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13亿中国人中数量超过一亿，其余的笼统称为汉人。据闻当权者已放权让他在协调和监督民族政策实施的高级顾问组中起主导作用，他们已经委任王乐泉的追随者——前新疆副书记掌管动荡不安的西藏。

那些考察王先生的中央大员们说，看看王先生在乌鲁木齐电视上的表现就值得中央这样做。

政府媒体可以把这周导致至少184人死超过1000人伤的暴乱称为中国近几十年来爆发的最严重的民族暴力事件，不过王先生完全有能力把坏人打掉：1997年他也是这么干的——他在靠近哈萨克斯坦的新疆伊宁平暴的死亡人数现在仍是个秘密。

王乐泉软硬兼施，他一面镇压伊斯兰教徒一面积极为新疆引进工业项目，他将维吾尔语边缘化，也不忘修建连接新疆和外界的公路和铁路，将维吾尔人称作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的同时他又四处刺探情报，以防止恐怖活动为名逮捕和关押无数少数民族公民。

即使贬低他的人也承认他干得相当不错。他有个称号叫“维稳书记”——显然是由于他既有本事让局势变得混乱也有能力把它恢复正常。

特殊关注组“人权观察”的香港研究员Nicholas Bequelin是王先生的民族政策的强烈批评者，他说：“王乐泉巩固了中国1/6的领土，而新疆的民族摩擦和地区稳定几个世纪来都是北京最头痛的问题。他坚定地夯实了对那片土地的控制，这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是否还继续起作用。因为中共领导人准备在2012年指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继承人，中国目前也正进入秘密的政治角逐阶段，一些中国的分析家怀疑新疆的暴力事件以及去年西藏事件都有可能为未来中国的权力斗争所利用。

简单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北京的领导层是把对中国这两个最不安分地区的镇压判断为军事成功还是政治失败？但中国的政治问题从没简单过，大家皆是基于效忠、自利及意识形态而党同伐异。王先生成败与否都跟他的盟友和导师脱不开关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胡先生还是颇有影响的共青团中央领导时，他就招募了一批有才干的共青团成员作为帮手，其中就包括当时负责中国东部省份山东的共青团组织运作的王乐泉。成为国家主席后胡锦涛提拔了一大批共青团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或担任其它政府最高职务。

王先生和胡先生还有第二层联系：1991年，胡锦涛时任党驻西藏最高代表而王乐泉也由山东调任新疆领导，他们都用强硬路线应对少数民族问题，胡先生在1989年迅速采取行动镇压西藏起义加快了其于1992年被闪电提拔进最高领导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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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学者说他们怀疑胡锦涛本周突然从意大利的经济峰会返回北京是带着支持其政治局成员及确保西部骚乱不会导致领导层政治冲突的使命

然而现在根本不清楚新疆平暴是否会被看做污点。中国领导人看待成败完全不同于，比如说，美国领导人。

一名密切观察中国政治精英动向的北京分析人士Russell Leigh Moses说：“没有人想要对少数民族政策做过多的深入思考，除非这些政策影响到了稳定。”对政治局而言，稳定有特殊的含义。

他补充说：“这无关民众生活的稳定，而是攸关统治的合法性。”

王先生也累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大部分靠的是他高效（如果不是无情的话）解决麻烦的声望，而这些麻烦又是如此让北京气馁。

Moses先生说，王乐泉“是强硬派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们认为比起经济萎缩，民族问题更是这个政权潜在的致命要害。”

王先生出生于中国的工业和石油大省山东，文革时他21岁，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66年他返城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5年后他成为了副省长。

他对石油行业的熟悉可能对他前往富含石油的新疆赴任起了一定作用，但他的成功主要靠一手狠抓经济发展一手施行严厉的社会政策来改变突厥裔的新疆在汉人为主的中华中的面貌。

王乐泉是在苏联解体、苏联的中亚联邦纷纷脱离原来的殖民链时前往新疆的，自中国军队1949年占领新疆后，毛泽东时代移民新疆的数百万汉人也大都离疆返乡，北京担心越来越多的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会效仿他们的前苏联邻居谋求独立。

王先生的良方是对古老的维吾尔文化下猛药实施现代化。他开放当地的油气田钻探，铺设向东连接内地和向西连接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管道，还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老朽背时的转业汉族军人安置项目转变为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赚钱机器。

在工业发展及政府提供就业的诱惑下汉族工人开始大量重返新疆，以至于维吾尔人抱怨说工作机会都被不均衡地分配给了汉人移民。上世纪90年代中期，Bequelin先生所在的“人权观察”说约两百万汉人到新疆定居。

同时，王先生也对维吾尔文化和宗教实行严格限制，他在小学中用普通话取代维吾尔语教学，声称少数民族语言“与21世纪脱节”，并禁止或限制政府雇员中的伊斯兰宗教活动，包括禁止蓄须、禁止戴伊斯兰头巾和工作时禁止有斋戒和祈祷等宗教仪式。

王乐泉在美国911受袭后强化了这方面的努力，他在几个月中展开了反恐反分裂运动，目标直指一个鲜为人知的组织——东突运。布什政府同意了这种做法，并在2002年把该组织列入支持基地组织的黑名单。

随后几年新疆开展一系列”严打整治“运动，扫除了数千被控参与恐怖活动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维吾尔人。

在运动开始的同年，胡锦涛把王先生放入政治局以资奖励。

波莫纳大学环太平洋盆地研究所所长兼中国问题专家Dru C. Gladney说：”王乐泉来到新疆，对发动“严打”上了瘾，喏，你看，他就这么被提拔进了政治局。“

现在新疆爆发了暴力冲突，西方的评论界可能断言王先生的铁血治理破产了，就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城市种族骚乱在当时被看作是社会和法律政策的失败一样。

迄今没有迹象表明这样的讨论会打动北京领导人。

王乐泉在新疆的副手张庆黎于2005年成为西藏省委书记，很快以执行同样缺乏宽容的政策出名，而这一直是王先生的专利。2008年西藏遭受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今天，张先生也成为了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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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Jonathan Ansfield和Xiyun Yang从北京发来报道，感谢Edward Wong从乌鲁木齐发来报道。